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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历史人物


枣庄历史人物


墨子
 

       墨子(生卒年不详) ,名翟(dí)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,生前担任宋国大夫。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,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。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,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,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,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他提出了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非命”、“非乐”、“节葬”、“节用”等观点。以兼爱为核心,以节用、尚贤为支点。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。在当时的百家争鸣,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墨子死后,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。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,收集其语录,完成了《墨子》一书传世。

       墨子作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,提出了“兼爱”“非攻”等观点,创立墨家学说,《墨子》一书是有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。墨学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,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他主张“兼爱”﹑“非攻”,提出“尚贤”﹑“尚同”的政治思想,主张从天子、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,都要“选择天下之贤可者”来充当;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,做到“一同天下之义”,天下人都要相亲相爱,反对强凌弱的战争。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,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。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,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。墨子在上说下教中,言行颇多,但无亲笔著作。今存《墨子》一书中的《尚贤》、《尚同》、 《兼爱》 、《非攻》、《节用》、《节葬》、《天志》 、《明鬼》、《非乐》、《非命》等篇,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。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。

 


鲁班

 

       鲁班(公元前507年--公元前444年),春秋时期鲁国人,姬姓,公输氏,名班,人称公输盘、公输般、班输,尊称公输子,又称鲁盘或者鲁般,惯称"鲁班" 。鲁班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。

       2400多年来,人们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都集中到他的身上。因此,有关他的发明和创造的故事,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故事。鲁班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。

       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,他从鲁来到楚国,帮助楚国制造兵器。他曾创制云梯,准备攻宋国,墨子不远千里,从鲁行十日十夜至楚国都城郢,与鲁班和楚王相互辩难,强行说服楚王停止攻宋。木工师傅们用的手工工具,如钻、刨子、铲子、曲尺,划线用的墨斗,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。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,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,经过反复研究、试验出来的。

 


毛遂
 

       毛遂,战国时薛国(今滕县张汪镇一带)人,赵国平原君的门客,居其门下三年无所为,不被人
所知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257年,秦昭王派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。赵孝成王派平原君去楚国求援,楚国畏惧秦国,不肯出兵援赵。临行前,平原君准备挑选20名文武门客前往,已选中19人,尚缺1人。这时,门客毛遂自告奋勇, 愿与平原君同往。 平原君问:“毛先生至赵国几年?”遂答:“三年。”平原君又问:“先生若为圣贤之辈,三年未曾被人称颂,是先生无才能也。”毛遂答:“吾乃囊中之锥,未曾露锋芒,今日得出囊中,方能脱颖而出。”平原君心悦诚服,于是率毛遂等20人前往楚国。

       到楚国后,平原君与楚王会谈,言明利害,求其出兵援赵,半日已过,会谈仍不见成效。此时,毛遂手握宝剑登阶而上。楚王斥日:“我与君王商谈,与你何干?”毛遂按剑近前说:“你之所以训斥毛遂,是依仗楚国屯兵百万,现你我近在咫尺,不得调集百万之师,你的性命系在我毛遂之手,我听说历史上汤王以七十里疆土一统天下,周文王以百里之壤称霸诸侯,并不是因为兵多将广,而是顺其势,振其威。今楚国沃土千里,陈兵百万,君王为何这样惧怕秦国,岂不被天下人耻笑。提起当年秦国大胜楚国(公元前278年,秦将白起战败楚军,在夷陵火烧楚先王坟墓),一战取鄢陵(今河南地),二战烧夷陵(今湖北宜昌地),三战灭楚先人。此事为百世之怨,乃楚国的耻辱。今楚赵合纵抗秦,并非为赵,实乃为楚。”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连连点头称是,遂与平原君歃血为盟,决心楚赵联合共同抗秦。

       回赵国后,平原君赞颂毛遂说:“毛先生一至楚,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,毛先生以三寸之舌,强于百万之师。”于是视毛遂为上客。毛遂卒于薛,葬于薛城北门外(原官桥火车站处)。民国初年,修建津浦铁路时,迁葬官桥车站西,现迁葬墓址尚存。

 


孟尝君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孟尝君,姓田名文,田婴之子,战国时薛国(今滕县张汪镇一带)人。

       田文生于五月五日,其父田婴欲弃之,被其母偷养。稍长,田婴仍要除之,田文问田婴:“君为何不养五月之子?”婴答:“五月之子为不祥之物,上不利国家,下不利父母。”文曰:“人既受命于天,君又何忧,天命之事谁能改变呢?”田婴无言对答。数年后,田文质问田婴说:“君任齐相至今已有三代齐王,齐国的疆土没有扩大,而君的私产却积聚万金,门下仍无一贤者。人云将门必有将,相门必有相,今君后官舞女遍身罗绮,而士兵却衣不遮体;仆妾食酒肉,而士兵吃糟糠。你忘公肥私,家存万贯,不知今后遗给何人?”于是,田婴一改初衷,对田文宾客相待。在众诸侯的推举之下。立田文为太子。田婴卒后,田文袭封于薛,为孟尝君。

       田文继位后,他轻财下士,广招八方志士仁人。不久,门下食客达三千人,境内百姓达六万余户。一天,孟尝君同门客一起晚餐,一门客躲至暗处,气愤地埋怨孟尝君待人不等,不餐而别。孟尝君闻知,端着自己的饭碗与其门客相比,所食之物并非两样,那门客惭愧不已。从此,众门客倍加赞同孟尝君,与之亲密无间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298年,秦昭王闻知孟尝君贤能,聘为秦相。后听信谗言,将孟尝君囚禁。孟尝君有一门客会装狗,从秦王库房里盗出原来已经献给秦王的白狐裘衣,转献给秦昭王幸姬,方得出狱。孟尝君出逃,需鸡叫后才能开城门。另一门客会学鸡叫,他一学鸡叫,众鸡齐鸣,骗开了城门,方才逃出。孟尝君原来把善于鸡鸣狗盗的两个人列于宾客之中,众宾客都羞于同列,待孟尝君靠此二人解除了这场危难,众宾客对他们都心悦诚服。后孟尝君又被齐缗王聘为齐相。在任期间,他主张联合韩、魏,牵制楚、赵,发展合纵抗秦势力,使齐国的名声大震。
    
       有一年,门客冯谖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,他竟“窃矫君命,以债赐诸民,因烧其券,民称万岁,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”。后因同姓田甲劫缗王,遭人诬告。他谢病归薛时,“未至百里,民扶老携幼,迎君道中”。
    
      齐灭宋前夕,他离薛至魏,为魏昭王相。他联络赵、燕等国附秦攻齐,齐缗王战死于莒(今山东莒县),使战国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。齐襄王继位后,孟尝君升为诸侯,薛不再属齐,因齐襄王惧畏孟尝君,于是薛、齐和好。

       孟尝君卒后,葬于薛城东北隅(今滕县官桥镇狄庄北),现墓址尚存。

 


滕文公
 

       滕文公,战国时滕国国君,滕定公之子。

       滕文公为世子时曾去楚国,路过宋国时拜见孟子,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。定公死后,丧礼久废,文公派然友到邹请教孟子,孟子教以行“三年之丧”,父兄百官皆反对,复派然友问孟子。孟子曰:“然不可以他求也。”于是,滕文公居庐尽哀,吊丧者大悦。从此,滕文公的名声在诸侯中大震。

       滕文公做国君后,以礼聘孟子。孟子来滕,馆于上官,滕文公问孟子如何治国,孟子告以“分田制、禄之法,滕之所以得为善国者”。根据孟子的意见,滕文公在国内推行仁政,实行礼制,兴办教育,改革赋税制度等。楚人许行听说滕文公实行仁政,自愿来滕做百姓,并带来数十人,有会做鞋的,有会编席的。楚人陈相、陈辛兄弟听说滕国实行井田制,携带耒耜等农具,从宋国来滕安家落户。数年后,滕国人丁兴旺,国家富庶,名播四方,被誉为“善国”。

 


叔孙通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 叔孙通,汉初薛国(现在滕县东南一带)人。年轻时跟孔甲学习儒学,秦二世时为博士。陈胜、吴广起义后,他返回家乡,参加了项梁的起义军。公元前205年(汉高祖二年),他在彭城率儒生弟子百余人归顺刘邦,为汉朝的建立和稳定出谋献策。

       刘邦不信奉儒学,对儒家持轻蔑态度,但叔孙通聪明机警,善于言辞,审时度势,随机应变,得到刘邦的赏识。刘邦看不惯儒服,叔孙通就改换楚国的短式服装。刘邦急需斩将夺关的勇士,叔孙通就推荐一些身强力大,敢于拚杀的壮士。不久刘邦拜叔孙通为博士,号稷嗣君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202年(汉高祖五年),刘邦做了皇帝,叔孙通为他制定并主持了登基仪式。布衣出身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,下令把秦朝制订的繁文缛礼、法令全部去掉,一切从简,并大宴群臣,庆贺胜利。宴会上,群臣称兄道弟无拘无束,有的频频举杯,有的妄呼争功,有的狂欢乱舞,有的拔剑击柱,醉态百出。刘邦为此非常生气,担忧以后有令不行酿成后患。

       叔孙通便向刘邦建议,由他到鲁国征集儒生,与他自己的弟子一起,参照三皇五帝的古礼和秦朝的礼仪,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,制定汉代的朝仪。于是,叔孙通带领弟子百余人,从鲁国征集来30名儒生和高祖身边有学问的近臣,到野外演习礼仪。一个多月后,叔孙通请刘邦检阅。刘邦看后认为很好,就令群臣抓紧练习,为十月举行朝岁大礼(汉时以十月为正月)作好准备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200年10月,群臣在长乐宫举行隆重的朝岁大礼,仪式由叔孙通主持。天亮之前,司仪引导群臣按官职大小,依次进入殿门:武将列西,文官列东,数百名侍卫官兵各执兵器旌旗,守卫在殿阶两旁,数千人在殿内外井然有序悄然无声。一切安排就绪,高祖才传令乘辇出房,百官执戟传声唱警。诸侯王年俸至百石的官吏,按九仪(周礼指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孤、卿、大夫、士)之礼依次上前奉贺,朝礼完毕,又置法酒(指礼爵不能喝醉)。诸侯群臣待坐殿上,弯腰抑首,按照尊卑依次起来给皇帝贺寿。酒过九巡,司仪说“罢酒”,则全都停止。举止行为不合礼仪的,由御史立即拉下去听候处理。自始至终,没有敢大声喧哗和狂饮失礼的。刘邦高兴地说:“吾乃今日方知皇帝之贵也!”于是拜叔孙通为奉常(景帝改为太常,负责礼乐社稷宗庙的官),赐金500斤。叔孙通谢恩后,请求高祖提拔与他一起定礼的弟子、儒生,高祖把他们全任命为郎官。叔孙通出宫后,又把500斤金子赏给众弟子、儒生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198年,高祖提升叔孙通为太子太傅。三年后,刘邦想以赵王如意替换太子,叔孙通恳切地指出,晋献公为宠爱俪姬而废太子立奚齐,晋国战乱数十年,被天下人耻笑;秦始皇不早定太子扶苏,导致胡亥诈立,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并极力陈述太子的仁孝等优点和吕后与高祖同甘共苦、艰苦创业的事实,何况天下初定,战乱刚停,全国都知道已立太子,如果废长立幼,将会引起内乱,危及社稷。最后表示,假若废掉太子立赵王如意,就当场撞死在皇帝面前。刘邦听叔孙通讲的很有道理,不得已说只是开个玩笑罢了。叔孙通马上严肃地说,太子是天下的根本,您怎么能拿国家开玩笑!高祖只好点头认错,取消了换太子的念头。汉孝帝即位后,叔孙通又任奉常(即太常),制定了宗庙仪法。

       叔孙通不仅帮助刘邦整理朝纲,而且制定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,并撰写了《汉仪十二篇》、《汉礼度》、《律令傍章十八篇》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。他的一生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。

 


匡 衡
   

      匡衡,字稚圭,西汉东海郡承县(今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)人。匡衡幼年刻苦好学,勤奋努力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载:“匡衡勤学而无烛,邻舍有烛而不逮,衡乃穿引其光,以书映光而读之。”历史上流传的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即由此而来。

       匡衡对《诗经》见解独特。以致流传着这样的话:“无说《诗》,匡鼎来;匡说《诗》,解人颐。”青年时代的匡衡,在当时已是一位人才出众,学识渊博,出类拔萃的人物,因此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重视,也为他以后进入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       匡衡进京赴试,在对文时,未能按令条应对,故未能取得郎中而授以太常掌故。在此期间,匡衡又结识不少名人学者,他们谈古论今,对诗作赋,甚为融洽。不久,匡衡被调往平原郡担任文学一职,学者们闻讯甚为惋惜,纷纷向汉宣帝上疏,挽留匡衡在京城任职。另有一些人,羡慕匡衡才学,愿意跟随前往平原郡。当时,在朝廷任太子太傅的兰陵人萧望之,亲自召见匡衡,试其学问,匡衡对答如流,言合经义。萧望之遂向宣帝启奏,谓匡衡经学精明,说有师道,可召见当面御试。但宣帝对儒学不甚欢喜,仍令匡衡去平原赴任。而皇太子刘奭,却对匡衡非常钦佩,甚有好感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48年,汉宣帝死,汉元帝刘奭即位。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又向元帝推荐匡衡,元帝随即调匡衡进京,授官郎中(即宫廷里的侍从官),以后又迁任博士、给事中,掌握经学教授,又兼殿中顾问,参与议论政事。在这一段时间里,匡衡精心任职,在宫廷里的威望不断提高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47年(初元二年),出现日蚀、地震,灾害严重,元帝感到震惊和忧虑,乃向群臣们问以政治上的得失。这时担任给事中的匡衡,纵观全局,深思熟虑,直言极谏,向元帝呈上了一道“政治得失疏”。他在奏疏里分析了当时社会情况,找出了得失的原因,权衡了利弊关系,提出了改良措施:“宜遂减宫室之度,省靡丽之饰,考制度,修外内,近忠正,远巧佞,放郑卫,进雅颂,举异材,开直言,任温良之人,退刻薄之吏,显洁白之士,昭无欲之路,察上世之务,明自然之道,然后大化可成,礼让可兴也。”元帝看了奏疏,非常高兴,遂将匡衡升迁为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。

       匡衡任少傅数年,多次向皇帝上疏,陈述治国之道,并经常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,按照经典予以答对,言合法义,博得元帝信任,进升公卿,是为光禄勋、御史大夫,位列三公。公元前36年(建昭三年)匡衡出任丞相,封乐安侯,食邑六百户,成为百官之长,辅佐皇帝,综理全国政务。

       公元前33年(竟宁初年),汉元帝死,皇太子刘骜即位,是为汉成帝。成帝性情放荡,荒淫无度。作为三朝元老的丞相匡衡又向成帝上《戒妃匹,劝经学威仪之则》的奏疏,奉劝刘骜“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,采有德,戒声色,近严敬,远技能……”。刘骜敬纳匡衡之言,准其所奏。

       在后几年里,匡衡同僚之间渐有离隙,有人向成帝上疏,弹奏匡衡有不忠之罪。匡衡乃上疏谢罪,乞求告老还乡,但未允准。后来,终以“专地盗土以自益”之罪被人弹劾,贬为庶民,返回故里。不几年,病逝于家。

       匡衡自幼刻苦好学,才智过人,通古博今,刚直不阿,誉传千古,《汉书》有传记载。

       今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北,密林之中巍然大冢,封土堆高约5米,底周长60余米,就是匡衡的墓地。墓前一碑,上书“汉丞相乐安侯匡衡之墓”,为清代乾隆年间峄县知事张玉澍所立。1980年,匡衡墓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 


贾三近

       贾三近,字德修,号石葵,别号石屋山人,明隆庆进士。

       贾氏祖籍山东博平县,远祖贾德真为避乱徙家至峄县兰城店西坊上村。贾三近出身仕宦之家。父亲贾梦龙,字应乾,号柱山,素有文才。著有《昨日梦存泮东诗集》、《永怡堂词》等。祖父贾宗鲁,字希参,号虚室,生性淳厚,学识渊博,年仅三十余,即以贡生历任安肃县山海卫训导、高淳县教谕、南阳府儒学教授等职。贾三近便是在其祖父任职南阳时降生(1534年1月13日),并一直在祖父身边度过童年。贾宗鲁好学不厌,诲人不倦,常常与府学生员们讲学论文,“纵横古今,潜心六艺”。贾三近深受祖父严谨治学态度及诗书继世家风的熏陶。祖父病故后,贾三近随父举家回原籍,并迁至峄县城北关贾家楼。贾三和弟弟三恕同入县学就读,勤苦奋进,凡诸子百家,四书五经,诗词歌赋,官稗杂说,都一一攻读。学问博大精深,未至成年就“文声大起”。每当父辈贤达、学界名流策问,应对如流。

       1558年(嘉靖三十七年),贾三近24岁,举山东乡试首魁。1568年(隆庆二年),贾三近34岁时,以博学宏词一举成名,高中进士,名次为山东省第一,被选为翰林庶吉士,后授吏科给事中,自此,开始宦海政治生涯。

       贾三近自幼胸怀大志,有政治抱负。一入仕途,即注意兴利除弊,嫉恨贪官污吏如寇仇。授吏科给事中后,更专门“钞发章疏,稽察违误”;弹劾权贵,仗义直言,常言人之不敢言,而“所议吏治民生皆匡济大略”;痛斥那些横征暴敛、巧取豪夺的所谓“渔猎贪饕”何所不至,门皂吏胥,相缘为奸的贪官污吏;无情地揭发那些“蛇蝎之心、豺狼之性”、“用法而曲法”、“杀人以媚人”的极恶酷吏,对百姓敲骨吸髓的罪恶行径。犀利而又含蓄地指出当时不少地区兵祸连年,“民力疲敝,田荒不耕, 谷价昂贵” ,“草根木皮殆尽,人且相食,百姓流离,嗷嗷告困”的主要原因,是地方官吏“视民为鱼肉”,“共剿民命、共吮民脂”,残民以逞,而所在监司又装聋作聩日久弊深,至致殃民祸国。同时,要求革新吏治,指出只重出身,论资排辈,“滥授杂流”,而忽视真才实学的危害。要求朝廷重视人才和文治。如其在《纠劾极酷有司并翼恶官员以重民命疏》中,激昂陈词。直言敢谏。特别提出:“责成实政,勿为繁文”,“不得妄意更革致滋弊端,贻害百姓”。

       贾三近在其他奏疏中,不避艰险,不畏权势,多次大胆指责揭发权贵。贾三近在万历元年有奏疏七道,其中四道是:
    
       1.揭发平江伯陈王谟“贪饕之性,狙狯之才,交纳权豪,连姻贵戚,夤缘起用”,三劾其垢秽,
朝廷罢了平江伯的职。
   
       2.给事中雒遵、御史景嵩、韩必显三人,因弹劾兵部尚书谭论而被降三级调外任,贾三近率领
众官救援,请朝廷收回成命。

      3.朝廷推行海运,因常翻船,贾三近请罢其役,得到允准。

      4.隆庆间,肃王缙因行贿袭封了辅国将军,又复请庄田。贾三近上疏弹劾,缙的打算落空。

       1571年,贾三近再迁左给事中,不久,贵阳土司安氏因内部矛盾而举兵仇杀,隆庆帝命贾三近前往查处。后因安氏事件平定,中道罢遣。其时,正当宰相高拱擅政,“诸言官多所附离”,而贾三近“不能从也”。于是,便借此机会上疏辞官,请告家居。出京到达河北内丘,适值任内丘训导的父亲贾梦龙六十寿诞,贾梦龙亦辞官,父子一同返回故居。

      1573年,万历帝继位后,遣使家拜贾三近为户科都给事中。时高拱已罢官,张居正任宰相,贾三近常慨叹:“安有天子耳目臣而趋走相门如白事吏?吾不忍为。”贾三近不畏其权势,敢于直谏,张居正“改客礼之”。

       1574年(万历二年),贾三近升任太常少卿,接着,皇帝“初祀南邻”,贾三近以官侍祠:赐白金绯币,再迁大理寺少卿。

       1580年(万历八年),贾三近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卿。此时他虽耿耿赤心,但难以施展抱负,就又辞官,第二次回到故乡峄县。在五年闲居生活中,虽身离朝廷而心怀国家,常寄兴林泉,吟诗作赋,切磋文章,“耕钓之余,穷郊原,访耆旧,披古今图籍”,矢志不移。

       1583年,纂修出《峄县志》。俟后,峄县历次修志,都以贾氏所修万历版《峄县志》为范本。在贾氏修志同年,朝野举荐,贾三近再次出山,任光禄寺卿。不久又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宏图得展,心情激奋。到任之初,宣布科条,接见吏民,改革弊政,严惩贪污。由于一系列措施,雷厉风行,政绩卓著,朝廷嘉奖。

       1586年,山西、河北灾荒严重。贾三近日夜忧伤,救民心切,屡屡上疏。乞破格蠲恤疏中指出:“疲黎室如悬磬”,“小民藜藿不充口,短衣不蔽体”,“不破格蠲恤,势益凋残,流离转徙田地荒芜,庐舍空虚”,将会导致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的后果。疏中所言灾情翔实,“词肯痛切。上为心动”,很快获得朝廷允准。贾三近于是开仓散粮,停征租税。同时设粥厂千余处,就地赈济。每天有22万男女老幼灾民能领到粥。贾三近还命人另设粥厂救济外省饥民。百姓感激活命之情,家家安设牌位,每餐必先祝贾氏安康。1587年(万历十五年),转拜为大理寺卿。钦差北上边塞巡察。这时父母病重,贾三近上书请告归省,第三次回到峄县。自“西辅归时,有应得金数千,悉留贮库,书卷而外萧然也”。这种先天下之扰,忘一己之私的精神,人们至今对他念念不忘。

       返家后,父母病即好转,当时其弟三恕也离官归来。父子吟诗论文,同时常与本邑文人名士或留连沦浪之畔,或啸吟仙坛之巅。其间,著有《东掖奏疏》二十篇,《西辅封事》两篇,还有《滑耀传》、《先庚生传》、《左掖漫录》、《书韩愈送穷文后》、《煮粥法》、《宁鸠子格言》等。另外还广设
学田,供给生员,并上疏请求减免地方赋税。

       1592年夏,因宁夏副总兵哮拜据城反叛,朝廷又遣使至峄县家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,令其平叛,诏旨连连催促,贾三近以父母年高,上书辞谢。后因背疽发作长逝于家,终年59岁。朝廷赐金祭葬,营墓于峄县(即今峄城区)东南五里杨庄祖茔。

       贾三近墓(乡里历来称为贾督堂林)毁于文化大革命中,破墓后除骨骸外,仅有砚一方。墓志刻石一通(墓志已经文物部门收藏),大使盗墓者败兴。早年城北九贤祠及贾氏墓前祠堂,尚有残垣,今已夷为平地。坛山东腰有一小洞,曾传为贾氏幼年读书处。

       贾三近一生著作多有散佚,见于贾氏谱载的仅有奏疏、杂文等三十余篇,诗词、碑记等十余篇。今人张远芬在其所著《金瓶梅新证》一书中指出:“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明代峄县文学家贾三近。”